ag九游会内容提要：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兴起，与之同时，东南各省与西方列强订约互保，基本维持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局面。同年8月英军登陆上海事件，是对“东南互保”的最大的一次外力冲击，其后并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。这一事件体现出英国一贯来对在长江流域特殊利益的关心，也凸显英国政府、驻沪领事当局及在华商业团体在追求共同目标时，落实于具体手段和策略的微妙分歧。而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应对事变之际，心态也经历了曲折，他们的外交观念和手法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，可帮助我们理解上世纪初年清朝督抚外交的实况。
1900年夏ag九游会，义和团运动迅猛兴起于华北，与戊戌以来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相互激荡，导致战争爆发；与之同时，东南各省与西方列强订约互保，基本维持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局面。这一历史的阴差阳错，深刻影响到清朝国内政治与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。“东南互保”既然为“保”，保护的当然是和平，其为当时和后世赞赏的也是域内外辑睦、两不相扰的效果，但表面风光背后，其实不乏曲折，甚至全局崩坏的危险。①“互保”和破坏“互保”的两种倾向始终是共存竞争的。关于后者，冲击最巨莫过于1900年8月英军登陆上海事件。其后激起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德、法、日相继派兵抵沪，由于各国相互牵制，实际上仍维持了平衡局面，英国的冒险没有成功。需要追问的是，既然中外间事实上已然达成“互保”约定，英国坚持派兵登陆的动机为何？此举指向目标有无脱出“互保”范畴？而在此过程中，作为东南地方首长的刘坤一、张之洞作何立场，又如何反应？如果联系到上海租界本身特质，即租界统治者与宗主国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当时列强军队联翩登陆更显得非同寻常。
国内早期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部分，基本是被纳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脉络中展开叙述的。较近的研究已脱出政治批判的视野，不仅注意到刘、张等人外交观念的演变，而且对外国对华政策有所辨析。②海外研究则更多强调当时远东国际竞争的背景，并注意到外交互动中双方内部各自的复杂状况。③总的来看，现有研究已达到相当程度，但远非臻于至善。有关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尤其东南督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显得不够明朗，而在史料综合利用方面也有继续拓展的空间。④本文拟利用中外史料，对此事件进行再研究，力图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，厘清既存的历史疑问，并对当时中外关系的具体特征作必要的研讨。
早在华北局势恶化之初，作为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大利益并最具权势的国家，英国就表现出积极干预的姿态。6月14日，由天津开往北京的西摩尔联军尚在途中，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(P.L.Warren)已经开始策划，避免骚乱蔓延至南方。他致电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(Salisbury)，建议“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”，从而使他们得到英国“有效支持”，在其辖区维持秩序。⑤此处“有效支持”显然指向军事干预，这样做不仅将巩固英国所处优势地位，而且很可能开拓一种新的保护模式，为进一步垄断地区利益打开方便之门。⑥
霍必澜的建议很快得到政府同意。长江流域的地位问题早就为伦敦所关注，在他电报到达前一天，海军部已接到指示，如中国局势全面崩坏，要赶在任何外国占领舟山或南京要塞之前采取行动。⑦6月15日，霍必澜与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(M.F.A.Fraser)同时获取授权，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供保证：如其采取措施维持秩序，将得到英国军舰支持。⑧次日，上海舰队派出“仙女”号、“红雀”号军舰分别开赴南京和汉口，原先驻泊香港的“无畏”号驶往吴淞口待命。⑨
6月17日，法磊斯赴湖广督署传达本国意向。不久前，张之洞刚刚查办湖北天门县发生的骚乱，在与法磊斯会晤时，他进而承诺将对这类事件做出“迅速和彻底的处理”，至于英舰入江保护，他示以感谢，但为避免误解，坚持不肯接受。⑩据随访的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(J.H.Hunt)记录，张担心的是“英国军队一到，别国的军队也就跟着来，那好比火上加油，后果如何，他就不能负责了”。(11)换用张本人的话，他已与刘坤一商妥，并达成如下意见：
长江以内上下游，有我与刘峴帅两人，当力任保护之责，必可无事。若英水师入江，内恐民间惊扰生事，外恐各国援例效尤，转为不妙。若虑他国占先，吴淞外英舰甚多，英舰不入，他国不敢。似此镇静密防ag九游会，最为上策。(12)
对于外国调兵入江，张抱有排拒之心，应对策略则为自任保护，使外人失掉干预口实，并以长江口外英舰为挡板，制约别国行动。此前有俄船载兵抵达汉口，张认为“必是俄派陆兵入江干预”，结果俄船并未登陆，他又想当然地归因“为英所阻”，从中看到各国牵制的效力。(13)虽然这并非事实，张却因此对“羁縻”手法平添了信心。事后，他将与法磊斯谈话向刘坤一传达，并要求“速切告税务司及上海道，转达上海英总领事，力任保护洋商之责，以杜藉口窥伺为要”。(14)
据张幕成员郑孝胥日记：“是日英领事见南皮，询何所部署，南皮以保商务、靖内乱自任。夜既寝，南皮复来召，至二点乃出。”(15)可见张之洞与其幕僚连夜筹谋对策的情状。次日，张以江、鄂名义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，向英国政府做出正式回应，表示长江地方兵力足以维持秩序，将力任保护洋商、教士，无须劳动他力。(16)同一天，札饬江汉关道岑春煊照会英领事，告以相同意见。(17)
作为“羁縻牵制”策略的具体运用，此后张之洞又通过驻美、日外交代表，谋求两国助力。他注意到美舰没有参加大沽之战，对华态度尚好，认为这是可利用的机会，希望其出面“仗大义持公道”，借以制衡英国。(18)美国政府迅速回应，表示信任东南督抚有能力维持秩序，只要保持目前安定，美国无意派出陆海军。(19)张尤其注重日本力量，曾表示说：“保全长江上下游，不独中国之利，亦日本之利也。日本当道尤当助鄂ag九游会。日肯助鄂，鄂亦能助日。”(20)而日本政府同样不乐见在其利益众多的长江流域由英国一家独大，只因国际地位使然，不敢轻率发言，及美国做出前述外交声明，很快予以附议。(21)
在应付英国人时，张之洞声称已与刘坤一达成一致，但后者起初反应却并非同步。早在6月16日，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(A.J.Sundius)、金陵关税务司韩森(P.C.Hansson)已主动拜访，刘坤一相对较少保留，几乎未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援助的欢迎，甚至声言“只要英国帮助，什么都肯做”。(22)刘坤一素有“联英”倾向，自胶州湾事件后，曾多次奏请采取与英联交的政策；考虑到他身兼南洋大臣，所辖境内外国商务最重，在事变之际寄望英人臂助，也不难理解。
如将两位总督态度稍做比较，可以发现：张愿与英保持协调关系，但明确拒绝外舰入江，他看到英国野心并强调“效尤”之害，希望利用列强牵制维系现状；刘则对英抱有好感，不介意海军保护，倾向于借英力阻止他国在长江有所动作。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(F.A.Oglen)就认为：“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，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，英国能够做到。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，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来。”所谓“别国”，主要是指德、法、俄等国。(23)同样出于“以夷制夷”的思路，行动上却走得更远，就连刘的亲信幕僚也觉得对英优容太过，风险太大。洋务局会办汪嘉棠参与了6月16日会谈，他在第二天上书，提醒英舰入江兹事体大，劝以慎重从事，并举曾经主持外交的李鸿章、张荫桓、翁同龢等人为例，引为招惹“清议”的前车之鉴。(24)幕僚建言对刘产生一定影响，(25)更主要是张之洞来电称“英水师欲据长江，若我不任保护，东南大局去矣”，如此主旨鲜明的意见，给他提了一个醒。(26)刘坤一回电表示：
日前驻宁英领事及税务司来见，鄙处所答正与尊指相同，即或照常游历亦不过一二舰，多则惊扰地方，渠亦谓然。现又电沪道密告英总领事，嘱其一体电政府，并再将尊意详告宁英领。(27)
但此说法仍然含混，日常游历和入江保护显然是不同概念，刘宁愿善意地给予解释，并以此宽慰同僚，实际却留下被利用的缺口。6月18日，刘向驻泊南京的“仙女”号舰长出示了张之洞来电，作为“自认保护”的证明，但实际效果不过是令对方再次确认并区别了两位总督的立场：湖广总督目前不希望有任何军舰驶入长江，而两江总督认为有两艘军舰就足够了。(28)
按照正常理解，前述张之洞照会应被解释为拒绝任何英舰沿江上驶。但法磊斯开始咬文嚼字，认定“这个反对意见当然应理解为不包括女王陛下军舰的日常活动”。(29)他特别约见江汉关道，辩称由于“军舰”(war-vessels)和“海军”(naval force)两个中文词在翻译上的混淆，才导致这个误会，不应存在限制英国军舰对长江各口岸做“例行访问”(the usual visits)的问题，英国所能考虑接受的仅仅是“不可派舰队进行”(the demonstration by the fleet)。(30)
在上海，霍必澜表示“赴汉口之脱乃黎（即红雀号——笔者注）、又赴南京之恩密赫（即仙女号）两舰，均于廿一上驶，未便追回”，已有将既成事实合法化的意味。刘坤一据此做出让步：“英舰往来长江游历，本是常事，此次开赴宁、汉两舰，只合听之。”(31)不过，他也就此划出了底线，要求“不要再派军舰到长江来了”；(32)同时通过驻外公使，拒绝外国调舰侵占的意图。(33)
前由汉口发出、江鄂联名的电报也于6月19日送达伦敦外交部；(34)英国政府在原来的政策路线)长江流域的军事干预没有继续扩大，但已开赴各口岸的军舰事实获得了继续驻留的理由，“英舰入江”被解释为一般性的巡航游历，英国海军奉命“避免任何”，却仍保留了进一步行动的自由。而最先申请军事保护的上海领事当局不以此为满足，向长江增兵的呼声仍然是左右伦敦决策的因素，这为后来继续尝试军事冒险埋下了伏笔。
英国最初的建议被一些研究者理解为首倡“互保”的证据。(36)实则其真正含义在于提供单方面军事保护，在张之洞看来暴露了外人“窥伺”的野心，这一认识成为他“自认保护”的前提。在意见交换过程中ag九游会，刘、张也很快达成共识——“力任保护，稳住各国，一面添兵自守，镇慑地方。”(37)不过应指出，张并非不愿与英协调，其相对强硬也是讲究分寸的。他表白，拒绝英舰是为避免遭朝廷误解，一旦事变发生，或其他列强乘机要索，与英国合作仍是可取的。法磊斯特别注意到，张使用的措词是“和英国联成一气”(binding themselves to England)，这不能不使人相信承诺是诚恳的。唯一使英人隐约感到危险的是，张对控制局势的信心似乎证据不足，他的部队可能不似其相信的那样忠心耿耿和确实可靠……(38)
当义和团风暴席卷华北，上海也不复昔日平静。外国军舰仍源源不断驶入吴淞港，不久传来大沽炮台被夺的消息，中外间弥漫着宣战前夜的紧张气氛。谣传列强将占据吴淞炮台和上海制造局，重蹈大沽覆辙的惨剧似乎近在眼前。上海周边相应加强了清军部署；租界也处在极度恐慌中。关于义和团的种种怪诞传说，随时可能演变为民众的排外风潮，而清军的调动部署，已经构成现实威胁。大沽开战后北洋舰队转舵南下，似乎预示战争随时可能发生。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当时觉得就像末日来临：“吴淞和上海周围，驻有好几千名中国军队，都装备了新式武器，而且被供给新式大炮，所以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上海。”(39）
至1900年，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已超过7000人。6月17日，上海各国领事聚议应急办法，决议组织人数约420名的义勇兵队，以此巩固租界自卫体制。(40)6月21日领事团再次会议，对目前局势做出评估，认为“一旦时机逼迫，兵队、军舰及劳工有所异常举动，当地安全将彻底无望”，一致决定致电在大沽各国舰队司令官，请求增派军舰，确保侨民生命及财产安全。(41)
已如前述，英国要求向长江内地派舰，遭刘、张，故暂做出克制的表示。最早提议的霍必澜对此深感失望，当战争局势日趋严峻，他又数度出击，目的就是为抢先控制炮台、兵工厂等战略要地。他通过驻南京领事孙德雅，不断做出试探。先是借口“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”，示意“愿代保护”；(42)后又利用大沽交战后的紧张气氛，渲染列强可能攻占吴淞炮台的危险，并试探万一发生意外，可否由英国舰队临时接管炮台。(43)上海道余联沅几乎也在同时收到相同请求，他意识到英国“名为代筹，实系窥伺长江”，但慑于威压不得不有所让步，因此建议刘坤一与其密约，必要时由两国军队共同防守炮台。这个意见受到重视，批示：“如德、倭夺台，尽力抵御，若危急，再求英助”。(44)换言之，刘并不情愿将炮台直接移交，但视英国为其潜在盟友，希望必要时合作，共同阻止其他列强行动。这是在霍必澜提出单独接管炮台的要求基础上所作的妥协。
福开森面禀，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。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，是其伪术。若为所愚，各国必不服。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，等语。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，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，自认保护，勿任干涉。(45)
福开森(John.C.Ferguson)，美国人，时为南洋公学监督；白藻泰(Bezaure)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。英国单独保护的做法为各国所“不服”，盛宣怀认为可以因势利导，同时向各国领事承诺“自任保护”，利用列强竞争的均势避免军事干涉。(46)因外部的异议声音，刘坤一转表示：“英允保淞，确系诡计，已电沪道密阻。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，方可保全长江。”(47)
这里需区别的是，派舰入江得到了英国政府授权，而要求代管炮台，则是霍必澜的一次个人行为。不过两者都遇到了相当阻力。盛宣怀和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，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新的建议——以中外会议的方式达成和平谅解，并且得到刘、张的积极反响。(48)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朝着“东南互保”的轨道滑行。
从刘、张复电确认“互保”立场，到中外代表坐下来正式谈判，进展神速。上海道余联沅的官位等级与领事品级相埒，经授权出为议款，系直接负责外交之人；盛宣怀受命“帮同与议”，名义上协助工作，实际具体进程仍由其主导。“东南互保”的两个核心文件——《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》和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》均由两人合作完成ag九游会。(49)
前一章程草案原为五款，由余联沅初拟，(50)张之洞提出保护制造局一款，刘坤一进而主张将勿占吴淞炮台的意思明确列入。(51)章程最终由盛宣怀修订完成，内容扩展为九款，“措词皆预留后步”。(52)其中第一、二款交代中外互保的一般性原则，第三款说明刘、张两总督在其辖区内所负责任，第四至第九款则全部针对外国而言，除最末两款对外国普通民众（侨民、游历者、传教士）活动有所规定外，主要为了限制列强军事行动。临开议之前，刘坤一还不忘来电提醒：“炮台、制造局两层及未尽事宜，务请尊处就近指示余道，早日定议。大局所关，幸勿推诿。”(53)
与此同时领事团方面也在进行准备。法国总领事白藻泰(Bezaure)率先提出，如盛宣怀、余联沅获得全权授命，各领事也应具同样权限，从而将江、鄂所辖区域规定为中立地域。这一意见得到了日本领事小田切等多数与会代表的附和。地位敏感的英领事霍必澜也无异议，只是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中立范围，将福建、浙江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四川各省也包括进去。(54)白藻泰等人急于使长江地区中立化，是为避免战争扩大造成损害，同时也包含了压制英国的意图；而霍必澜提出将中立地扩大至法、日等国在华势力圈，也明显带有反制意味。(55)
6月26日，中外双方在会审公廨举行会议。关于交涉情节，向来是以往研究重点，本文不拟过多展开。此处只指出，交涉并非简单在会议上议定条约。事实上，历史中本无所谓“议定”一说，整个交涉事件经历了提出章程、签约受拒、换文照会等复杂过程。当天会议上，各国领事对中方提出的章程内容“驳论多端”，其中第五（兵船）、六（炮台）、七（制造局）款本是刘、张注意所在，也是最引起非议处。(56)各国领事认为对本国行动多有掣肘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带有“自我约束”性质的协议，当天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。(57)
本文关心的是，在长江流域地位最重、前就英舰入江已交涉多时的英国，对章程作何反应。会后，刘坤一电嘱驻英公使：“九款请催覆，英商务最重，照常之外，劝勿多派船入江，免百姓惊疑生事。”(58)英国外相承认条款“其意甚美”，但仍表示“只能作为条陈，不能作为约章，因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”。(59)不久后，刘、张再次联名致电各国，重申“互保”立场。(60)但得到答复仍然如前。这样的外交遁词，意味着英国在享受保护的同时，保留了将来行动自由的余地，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。(61)
英国总领事霍必澜曾想创造一个机会，将海军触角深入长江内地，但试探遭拒，并招致外国同僚的不满，随后又坐到谈判桌前，加入“互保”交涉。作为出兵论的始作俑者，他不甘心就此罢手：接受中方所提章程，被视为自缚手脚、缺少主动性的表现，在谈判之初，就提出为保护上海有必要在当地驻扎“强大的部队”。(62)
当北京政府宣战消息传来，霍必澜对前景更加悲观。不久从汉口获得情报，荣禄发自北京的电信披露了当地的“无政府状态”，霍必澜有些幸灾乐祸地认为这是“一件好事”，北京政府失控不仅证明他预感准确，也使得重提军事保护师出有名。(63)随后，又有山东巡抚袁世凯奉端王之命率军南下的传闻，尽管事后被证明为谣言，但霍必澜紧紧抓住话题，再次呼吁政府派兵。(64)至7月6日，他获得授权向长江总督提出保证，必要时派出军队支持其维持秩序；而此次刘坤一态度坚决，尽管对援助表示欢迎，但坚持“目前并不想在各口岸驻有更多的外国军队”。(65)
在这一时期，温州、九江等地相继传出义和团活动的警报，英舰沿江巡航的次数越加频繁。为数有限的军舰在各口岸间逡巡充当救火队员，疲于应付，往往首尾难顾，霍必澜又提出临时办法，在上游口岸的欧洲人开始大量撤往上海。(66)随着外地侨民涌入，上海租界人满为患，紧张气氛也与日俱增。尽管中外当局多次出示安民，但多版本的谣言仍然四散。(67)至7月中旬联军进攻天津之际，租界内恐慌达到“歇斯底里的高峰”。霍必澜认为仅靠海军和志愿兵，已不足以应付目前的危机，他用确凿的口吻报告“毫无疑问，义和拳运动正在扩大，而且可能在全国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人的暴动”，而这一次呼吁派兵的建议已变得十分具体：
应立即派一支英国部队前往香港或威海卫，他们身边应保有运输工具，准备在得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动身前往上海。有500名骑兵、一营炮兵和2000名步兵的一支部队将是够用的。(68)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